画布与纸张

当我看到门前的紫荆花开，就意识到自己又老了一年。今年紫荆花开的时候我不在燕子岭，虽然看不到花开也闻不到花香，却能感觉到时光的飞逝。

这里盛产炎热，也盛产草纸和紫荆花。炎热是用来生活的，草纸是用来祭祀的，而紫荆花则是诗人的礼物。

我有很好的画布，也有很好的纸张，我喜欢用油来涂，用笔来杵，用刀来刮，用胶来粘。它们都是植物制品，虽然通过不同的加工方式得到了不同性质的材料，但是我还是有理由判断它们在性质上有相互亲和的可能。面对纸张，我和古人一样充满激情，那种飘逸与灵性就像我所喜欢的燕子岭上的春风。审视画布，厚实的弹性就像散发着热香的的汉堡包，充满了各种逻辑的营养与理性的必然，我很赞赏。

地铁站

在西直门地铁站，我欣赏着表现我们伟大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壁画，力透“砖”背的线条，生动的气韵，我们的大好河山被图之于壁，让路人时时铭记于心，更生敬爱之情，欢喜之意。但是我每次总是靠得太近，被保安喝斥了回来。不是因为我想靠近它，而是因为它想远离我。我感觉，那些墨迹既是苍劲有力的线条和富于变化的墨色，又是一墙的朦胧和黯淡，看来我们的审美是要以牺牲墙的明度为前提的，不知道那些看不出线条的苍劲有力的乘客是看到了大好河山还是看到了一墙的朦胧和黯淡。

这一墙朦胧的山河让人想到那些远去的辉煌和智慧，它们既鲜活又沉闷，即青春又衰老，它们无助地站在阴暗处，任由含着杂质的地风在它们的脸上刮来刮去。地铁列车承载着现代化科技在向前冲，形而下地向前冲。后面那一墙的笔墨承载着传统文化的精神在往后退，形而上地往后退。在那一墙生动的笔墨里我感受不到燕子岭的花香，它们已经退到墙里，地铁的喧嚣已经把它们埋葬。

魏公村的高楼及其他

魏公村的大学里有一栋高楼，据说上面住着六千人，抬头看看，虽不至于入云但也算高耸，简练而现代的线条和富于创意的整体造型充分显示了现代建筑的艺术性，大楼仿佛气宇昂扬地直指天庭，我感觉，它的视角很高昂。在它的旁边有一座古朴的镶着琉璃瓦屋檐的传统建筑，屋顶上装饰有精雕细琢的长龙，屋檐上绘制有五颜六色的图案，整栋楼平直细长，仿佛在地面上匍匐、延伸，我感觉，它的视角比较低平。

这样的场景让我联想到传统与现代的问题，然后看到传统与现代或者东方与西方之间的观念的生动并置。不论这栋楼的设计者是谁，也不论这位设计师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什么，我们都不可否认地说他在设计风格上已经承袭了西方的一贯方式，简洁的直线，整齐划一的个体排列，简练的整体造型，这些我们现在已经习以为常的方式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这样的方式渗透了西方人一贯的逻辑理性与超越精神。而它旁边的那栋二层建筑则不然，它体现的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适然方式，这种方式不诉求彼岸，关注世俗，拘泥于繁琐。我想，《周易》乾卦九五爻的爻辞所说的“飞龙在天”的“天”，可能就是那二层的屋顶了，那里的天有着和地面的亲和感，是一个与人间有着对应关系的“天”，这个“天”触手可得。而西方人把建得很高的高楼称为“Skyscraper”，看来他们之所以建那么高的楼，只是为了刮破天空的而已，这确实是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概。

低平的视角即使被抬高，也不会产生高楼，而只会产生像正阳门城楼和天安门城楼或者钟鼓楼之类的建筑，不论它们建得多高，也不体现理性与超越的精神，它们只是台的延伸，是为了让那些能够站在上面的人彰显自己比台下的人更高一等，所以这些建筑都有专供台上的人与台下的人交互的专门空间，好让站在台上的人仰观乾坤、俯察万类。仰观乾坤却不是为了追问终极理念，只是为了确认自己的天命，俯察万类不是为了进行逻辑思辨，只是为了确认台下的人的与他的臣属关系。而那栋住着六千人的大楼没有专供仰观俯察的交互空间，在上面的人并不能确认自己与在下面的人的等级差别，上下之间仅仅是一种空间上的平等叠加。

所以，从审美的角度来说，这栋大楼是给人遥望的，不具备仰观俯察的交互功能，也不体现世俗繁琐的人性关怀；那栋二层是给人近观的，不体现逻辑思辨的观念和对彼岸的追问。从观念的角度来说，它们之间没有谁优谁劣的可比性，但是具有明显的互补性。

一个画廊经纪人和我如是说

一个画廊经纪人如是说，我做什么都比做画廊挣钱，但是我就爱做画廊，至于能不能挣钱，挣多少钱，什么时候才挣钱，那纯属附属效应，结果他挣了大钱。

我如是说，我做别的也可能挣钱，但是我很喜欢画画，于是就画了，至于能不能挣钱，挣多少钱，什么时候才挣钱，那纯属附属效应，结果我没挣到钱。

完整的碎片

中华大地物华天宝，西面气候恶劣，地势险要，我们不常去，东面水路茫茫，风浪急，北边雪大，南面雨多，我们就爱呆在这气候宜人的亚热带和温带之间，享受着上天赐与的鱼米甘露，闲来无事想到了什么就做点什么，看到了什么就做点什么。老庄感悟天道，立道家，孔孟不忍人伦，创儒学，他们留给我们的是一些最大的“碎片”；仓颉看到了符号，造了字，神农氏想到了人，尝百草，华佗悲怜病痛，熬汤药，蔡伦爱惜智慧，磨纸浆，他们留给我们的也是一些“碎片”；柳公权感慨大唐风度，著楷书，怀素独好侠士豪情，奋狂草，李太白乐见情怀，草诗篇，王夫之立志中兴，续儒学，他们给我们留下的仍然是“碎片”。

当我用蔡伦的纸张做成陶瓷的形状，我唯一的选择就是把它们再变成碎片，把它们撕成“碎片”，剪成“碎片”，烧成“碎片”，贴成“碎片”，赋予它们现代性的平等与自由以及后现代的无序与偶然，保留它们前现代的依附、身份和血缘，让它们立足于此岸，也让它们持守对彼岸的诉求。所以它们在画面上升腾，像布格霍的天使一样升腾。我觉得，它们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中才能成为它们自己，也只有这样，它们才是完整的。

前人留给我们的所有“碎片”也一样，只有让它们漂浮在历史的时空中才能成为它们自己，对它们的所有任何理性意义上的完整性诉求都是对它们的反动，它们只有以“碎片”的方式存在，它们才是完整的。

在日常中生活

我经常处在一种随遇而安的状态之中，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不能承受之轻或者不能承受之重，所以有时也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对待了。生活在粤语区不会说粤语，身处经济发展的前沿不善经营，也就是画一些画，读一些书，终日教课授徒，诲人不倦，虽然也关涉现实而批判现实，但是从来没有把这种批判上升为艺术也不打算把它们上升为艺术。在我看来，艺术在于超越，而不在于批判，要揭露什么，要批判什么，要改变什么，那是政治家和社会学家干的事情。我不觉得王羲之、石涛批判了什么揭露了什么或者改变了什么，也不觉得齐白石、徐悲鸿揭露了什么批判了什么改变了什么。而任何人之所以需要艺术，是因为他有一种超越的需要，在他没有这种需要的时候，任何艺术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既不能吃也不能穿更不能喝的无用之物。

有时我想，现实是多么的生动活泼，丰富多彩，但是任何一个生动活泼的现实可能会成为我陷入对象性思维的泥潭的诱因，这时，就可能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了。同时我觉得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脱离现实，因为一切超越都必须以现实为前提，没有这样的前提，任何理性与超越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失去人间关怀，我们还要艺术干什么。

所以我觉得，在日常中生活，就是既要在此岸遥望彼岸，又要从彼岸关涉此岸。

我拿一盆颜料献给你——我的画布与纸张

火药在以前是用来做鞭炮的，古人就是通过这样的爆炸声来表达吉祥，焰火就是幸福，爆炸就是快乐。为了满足这么奢侈的快乐，古人动用了几乎是当时的最高智商，后来这种快乐被传到西方，却带来了东方的灾难。但是现在西方教会东方的更多，传给东方的更多，不知道他们传过来的这些东西在若干年以后会不会成为他们的灾难。东方的绘画传到了西方，没有成为东方绘画的灾难，西方的绘画传到了东方，也没有成为西方绘画的灾难。所以有人想到了应该把火药变成艺术，为了消除我们心中的不祥阴影。

竹简是用来记录智慧的，后来被磨成浆，制成草纸，还是用来记录智慧。草纸被传到了西方，上面记录的智慧留在了东方，纸张在东西方之间传来传去，没有什么波澜起伏的事情发生，也就没有成为关注的焦点，于是，东方对它的忽略就像西方对它的忽略一样。

久违了，蔡伦。

我又把蔡伦的纸张连同上面记录的智慧还原成他的纸浆。我改变它们的形态，组织它们的造型，我提起刷子就搅，挤出颜色就洒，抓起棍子就捣；我拿起笔就刷，端起水就泼，接过火就烧，于是，我把伴着燕子岭上的紫荆花香的春风牢牢地粘在了汉堡包上。